虽然奥巴马政府在近两年提出了复兴美国制造业计划，但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却使这一提议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声音越喊越响：亚洲正成为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障碍。《华尔街日报》近日刊登文章《亚洲成为特朗普“美国制造”的路障》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承诺要让美国公司争回制造业就业岗位，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着亚洲复杂的电子产品供应链和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两大障碍。
该文章以捷普科技为例认为，中国的流动工人大军和拥有数十年历史的亚洲供应链在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恰恰是特朗普想要把大规模的生产转移回美国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然而，真的如此吗?
非亚洲之过
“中国和亚洲绝不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障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了这一论断。她说，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来看，特朗普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其实是要将长期自然分工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中的生产制造端搬回美国。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从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及布局来看，美国已经不再具备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制造这一环节的优势了，这体现在劳动力成本、劳动工艺以及制造经验等各个方面。”刘英指出，“制造业回流”更像是特朗普或者说他所代表的逆全球化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就一直提出再工业化，试图让制造业重回美国，以提高就业，但至今已历经多年却并未带来什么改变。
其次，“制造业回流更像是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刘英解释道，制造业在全球的布局是由各国各地区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比较优势以及最后形成的核心竞争力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也是在全球分工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既不是美国决定的，也不是中国和亚洲决定的。
再次，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制造业回流”体现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而在贸易全球化和生产链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更多的并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经济体。
霍建国进一步解释道，一方面，推动全球贸易并从中受益的大多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以2015年世界500强为例，美国企业就多达128家。从受益角度来看，欧美国家仍占大头。另一方面，与中国政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不同，美国政府是通过国际产业转移完成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就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将很多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而加速进入了服务业高度发展的阶段。
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估算，1997年~2013年，美国失去了超过54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和8.2万家工厂。
但霍建国就此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矛盾看似是市场开放造成的发达国家流失了一部分就业机会，但这只是将现象看成了结果，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此。根源还是在于美国政府和企业：利润过度地集中到跨国公司手中，而跨国公司对利润的分配不均，导致美国一部分底层人民的社会福利改善没有跟上。此外，美国政府也负有责任。除了监督跨国企业对蓝领工人阶层的福利政策，政府也有责任加大社保、再就业培训等方面的投入，以解决发展不均衡问题。
“回流”不现实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今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更显诱惑。不过，美国制造业已经失去优势，这从美国企业可能造成的损失中也能看出苗头。
日本经济新闻近期报道称，为响应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台湾鸿海精密工业已经开始讨论在美国生产苹果的智能手机。不过有测算认为，如果在美国生产苹果手机，成本将上升至原来的2倍。
刘英坦言，“制造业回流”这一想法并不现实，特朗普无法违背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成本上升就是其必须面对的一个最现实的原因。以苹果公司为例，如果强行回到美国生产，那么成本上升必然将导致产品价格上涨，这样的后果是，苹果手机的市场份额将被其他手机品牌瓜分。
此外，特朗普还已承诺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税率高达45%的关税。有分析称，此举可能会伤及苹果公司、戴尔和在中国拥有制造业务的美国公司。
刘英认为，“虽然特朗普在竞选中许下诸多承诺，但考虑到美国利益，他应该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美国没有理由对自由竞争的、付出了劳动、技术和大量成本的、为全球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征收额外税收。孤立主义对美国并没有好处，这不仅会降低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降低美国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最后损害的是美国经济和美国利益，而且也会直接威胁到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甚至会导致美元作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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