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经济体应结合各自情况采取三管齐下的办法：第一，提高管理资本流动波动的能力；第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第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当前，各国正着力于建立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建立相关全球管辖权事宜也提上议事日程。
　　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蔓延到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因此虽然当时酝酿建立"新国际金融架构"，但是最终无所建树。不过，我相信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会促使大家从应对危机的各项政策中选择出最优策略，从而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里，我想谈谈全球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各国之间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不断增强，以及各国央行在政策上应该如何应对。
　　资本波动带来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未了，来自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又愈演愈烈，目前的世界经济笼罩在一片漫长深邃的阴霾之中。我们既不知身处何方，又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
　　这种困难局面(又称不确定性)并不是很好应对，这一事实使我们明白，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而不是重归恢复危机前的状态。
　　各国政府和主要国家的央行正努力通过各种国际合作框架(例如二十国集团)以推动达成新的模式。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实体经济中的不平衡，即所谓的"全球失衡"。这是主要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溃败和新兴市场国家过度储蓄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多数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实体领域类似的失衡引起的。换言之，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所有的金融危机中，都存在潜在的实体领域的危机。大家的共识是，如果全球失衡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就会演变成一场全球危机或至少为其提供滋生的土壤。
　　有人指出，导致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是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的持续不平衡；也有人指出，结构性问题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发展上的差距，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全球失衡极有可能长期存在，除非在短期内提出新的方案和强有力的建议，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面临再次陷入全球危机的风险。因此，形成强大的、可持续的调整机制来解决这些全球失衡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由于金融的相互关联性远远高于过去，在不平衡由实体经济向金融业的传导过程中，来自单个金融机构或市场的冲击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随着资产折价出售和外汇市场动荡的快速去杠杆化，美国金融市场发生的连锁式动荡，祸及诸多无辜的局外者(包括韩国)，尽管这些国家的基本因素稳健，但还是因突如其来的资金本外流而遭受了严重困难。作为结果，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大于各发达国家，对此，国际间已达成共识，新兴市场国家需要采取熨平政策加以应对。
　　对发达国家来说，尽管某些类型资本流动的波动性较高，但是总体上资本流出与流入相互抵消，因此净资本流量波动不十分明显。这不同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在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即危机时资本大量流出，而在危机之后又发生大规模的资本流入。
　　着力于熨平资本波动的政策是指，在国际范围内推广和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GFSN)，如中央银行间的货币互换，国际组织财政支持资源的扩展和区域金融之间合作的加强；在国家层面，各国着力于加强对资本流动的政策应对；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尝试各种不同的政策工具。
　　应对措施和未来的任务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剧烈，使其中央银行很难拿出适当的政策来应对。应对政策的第一要务是确保国内金融稳定，即必须保持较低水平的、稳定的通胀预期。为此，新兴市场国家迫切需要实施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201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大家达成了一致结论，即进行资本流动管理，提出要支持其债券市场的发展并深化债券市场的功能，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有效应对资本流动。协议主要包括，鉴于宏观审慎政策自主权得到广泛认可，实施资本管制应该只能作为暂时性措施被采用，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和主要货币国家国内政策 (货币政策) 应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而且呼吁新兴市场国家在拥有资本流动管理措施自主权的基础上，逐步进行资本开放。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解决资本流动不稳定有关的问题时，没有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在提出包括外汇汇率调整、市场干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资金流量控制的不同政策组合时必须要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和管理能力。
　　从中期和长期来看，各经济体应结合各自情况采取三管齐下的办法：第一，提高管理资本流动波动的能力；第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第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第一，个别国家需要加强应对资本流动波动的能力。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增加，单个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对其他经济体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从稳定性的角度看，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降低对抵御外部冲击脆弱性的第一道防线。应通过避免短期外部债务的堆积以及维持合理水平的外汇储备预防危机的爆发。另外，金融部门能力的加强也很重要，例如，在中长期扩大外汇市场的基础以便吸纳资本流动的冲击波。
　　第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资本流动的大幅激增不仅会加深系统性风险，而且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变化。为了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有必要深入研究非宏观经济的方法以调节资金流量。单个经济体在实施包括托宾税之类的法规时需要谨慎行事，因为它可以引起监管套利并降低国际信任度。正确设计和顺利实施审慎监管政策将在降低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方面可发挥作用并能将政策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我简要介绍一下韩国政府2011年8月引入的新宏观审慎措施--宏观谨慎稳定税。这项措施的主要目的是控制银行非核心负债增加所造成的资本市场大幅波动，这是也是应对流动性变化顺周期性的方法。
　　当韩国认为有必要采取这种宏观审慎措施时，我们在第一时间派政府和央行官员到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协商咨询，以确保该措施与全球性规范接轨。虽然现在要评估其成效仍言之过早，但我们相信它将通过降低剧烈震荡以及过度的资本流动从而有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该项征税有别于托宾税代表的所谓的资本控制措施，因为它没有任何针对居民与非居民的歧视。在过去的几个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在分析这项措施的影响，我期待他们作出决定使其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可接受的工具。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鉴于当前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与金融相互联系的加强，任何单个国家仅靠自身的能力已不再可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因此必须要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就国际政策协调而言，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如果某个国家推行其国内经济政策时不考虑负面的外部性因素，该国就很有可能会将陷入囚徒困境，而世界经济将达到次优的多地区平衡状态。
　　结束语
　　从历史上看，经济危机通常导致经济学的危机。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机构都没能充分理解住房市场的投机行为，它们也没有能针对银行的行为及其竞争结构得出正确的预测结论。
　　尽管中央银行也受到类似的指责，但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改变是更加彰显了央行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地位和作用。不过，由于在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价格稳定的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央行将面临信誉悖论增大的可能性。在这方面，社会呼吁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监护人承担分析的任务及对宏观审慎政策及法规加以研究。顺应于此，韩国2011年8月修订法例赋予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以便使央行更积极地履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