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伯伦的诗中，时间是一条溪流，人们坐在岸旁，看它静静流逝。
如果我们用水来述说时间，那么，1978~2018的中国时间就是一条江水，波澜壮阔，浪花翻涌，奔腾呼啸着向前奔去。
而我们无法坐在岸上旁观，我们都在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上，与她一起迎接共同的命运。我们，或攀上桅杆瞭望前方，或奋力掌舵把控航向，或拼尽全力只为多划一桨。40年，我们和这艘航船一起激荡前行，行驶在这条充满挑战但又没有退路的航线上。
这条航线是在1978年由一位老人绘就的，他就是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人们惯用这次会议标注中国向着改革开放的新航向拔锚再启航。而作为这次征程的先锋，中国船舶工业改革开放的序幕，实际上要拉开得更早一些。
1978~1988：重生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
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第一个10年的故事，从一个冬天开始。
1977年的冬天，570多万中国青年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主抓科技与教育，力主于这一年冬天恢复了因“文革”中断10年的高考。当各大媒体公布将于今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时，离正式考试时间只剩2个月左右，留给青年们抓住这次机会的准备时间并不多了。
也是在这个冬天，正当570多万青年踏入高考考场为命运奋笔疾书时，即将赴任第六工业机械部部长的67岁的柴树藩被邓小平叫到家里谈工作。邓小平对他说：“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我们的技术水平不够，应当先引进。引进外国的新技术作为起点。”
经柴树藩记述的这番话，揭开了中国船舶工业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7年的中国船舶工业，经受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摧残，“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此时的六机部，有几十个工程搁在三线搞不下去、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企业管理混乱整顿要先从打扫垃圾开始……但要抓住改革开放这个机会，留给中国船舶工业准备的时间也不多了。
此时，军工任务骤然削减三分之二，各个基层船厂已到无米下锅的境地。要任务的信函，每天像雪片一样飞到六机部在北京的办公地——月坛北街5号院。没任务，船厂就要饿死了。一筹莫展的柴树藩明白了邓小平的良苦用心：只有“出口”，“打入国际市场”找饭吃，才有可能打破船舶工业目前的困境，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是船，就得出海。可“打入国际市场”，对于长期以军工任务为主、依靠国家计划安排生产的中国船舶工业来说，又谈何容易。1979年，六机部在北京向阳饭店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会场上怨声不断。
参会企业的厂长们除了要任务还是要任务：“我们为国家干了几十年军品，怎么说不管就不管了！”从三线来的领导干部更是声泪俱下：“我们离乡背井，钻山沟，住草棚，为国防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不给任务，我们怎么向职工交代……”
柴树藩看出来了，推船出海，首先是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他对大家说：“保军转民，打进国际市场，是中央决定的大政方针，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这中间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会有发展。我们决不能因为痛苦就退缩，只有一往无前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一往无前，路在何方？经过多方分析和比较，六机部决定首选香港为“出海”的突破口。几经周转，多方联络，香港船王包玉刚的胞弟、联成航运公司主席包玉星最先表示，要把他原定到日本去造的船拿到国内来造。这艘后来命名为“长城”的27000吨散货船，成了中国船舶工业自营出口的第一艘按国际标准建造的散货船。
1980年4月，包玉刚与六机部合资建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同时宣布拿出一亿美元在中国订船，轰动了香港航运界。这一年，香港作家金庸的作品《飞狐外传》被邵氏电影公司拍成电影。邓小平十分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常看的一部是《射雕英雄传》。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香港爱国船东在关键时刻的表态给了民族工业莫大支持，但是侠士也是商人，在商便须言商。由于从来没有按国际标准建造出口船的先例，签订合同的同时，柴树藩以个人名义向包玉刚写了保证书。写了保证书的柴树藩心里也没底，把当时六机部生产局的局长王荣生找了去，谈了一天半，核心问题是：“我们能行吗？”
我们能行吗？“由我们自己设计！我敢保证，一定能向部里和船厂交上满意的答卷！”负责第一艘出口船设计的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仲豫明说。“我们大连造船厂两万名职工，就是头顶在地上，也要按时交船。”承接第一艘出口船建造任务的大连造船厂厂长孙文学说。就这样，狂澜既倒之时，中国造船人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柴树藩，回答了包玉刚，也回答了全世界——我们，能行！
1981年9月14日，“长城”号在大连建成下水。交船后经受住了太平洋、大西洋恶劣海况的考验，首航成功，完全达到合同要求。“‘长城’号的成功建造，打响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船舶要打进国际市场’的第一炮。”王荣生回忆说。以此为契机，中国于1980年到1982年签订了77艘出口船合同，给处于困境的船舶工业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历史转机。
民船出口了，军船能不能出口？
1980年，埃及驻中国大使馆收到了一份来自六机部的电报。电报的内容让埃及方面非常感兴趣。这份电报，就是六机部的第一个“军贸推销广告“。改革开放后，六机部外事局援外处更名为“经济合作处”。名字改了，角色也变了，从“白给”变成“做买卖”了，买卖要开张，六机部把目光瞄向了非洲。很快，埃及大使馆武官处就对“推销”给出回应，一支由副司令带队的埃及代表团随后来到中国。
“我们自己养的儿子，吃几斤几两饭完全清楚。”六机部对把军舰出口给埃及完全有信心。1981年3月18日，穿着向部里借来的大衣，16人的中国船舶技术代表团抵达开罗。这是中国造船人第一次赴国外进行军贸谈判。凭借充分的技术准备和物美价廉的产品，初出茅庐的中国代表团从合同文本怎么写、支付方式怎么定，一点一点抠，硬是谈下了5型24艘的舰艇订单。
这些舰艇交付后，一艘算一艘地全部成为埃及海军的主力舰艇，也成了中国军贸舰船的“活广告”。之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泰国都找上门来了。这批军船的出口，不仅让国内船厂的生产任务饱满起来，也的确赚到了一笔钱，为日后六机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攒下了钞票。
关于引进先进技术，虽然邓小平明确说过“船舶工业最大的问题是改造问题，要积极地引进技术这样搞起来就快了。引进就要彻底引进，要彻底革命，不要搞改良主义”，但受“左“的思想影响太久，再加上对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心有余悸，“要不要引进技术？”“为什么重谈引进？”“承认不承认国外的发展？”“承认不承认自己的差距？”这些在今天看起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却并不那么容易取得一致看法。
几经争论，关于引进技术的意见最终统一——“花钱买的是先进技术，买的是失去的时间，是失去了至少有20年的时间。如果再夜郎自大，打肿脸充胖子，真的将再度成为历史的罪人。”于是，国内船舶配套企业采用许可证方式从瑞士苏尔寿公司引进了船用低速柴油机专利技术，并以许可证贸易和合作生产等方式从欧州、日本引进了多种船用柴油机、甲板机械、舱室机械、船舶自动化系统等船舶配套产品的制造技术。在这10年，通过技术引进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中国船厂和关键设备配套企业的产品技术水平、制造水平和生产能力均获得较大幅度提高。
就在中国船舶谋求走向世界时，世界造船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严重危机——造船产量减少近70%，新船价格下跌50%，各大船厂纷纷出现巨额亏损，一大批西方船厂纷纷倒掉。即便是对于1956年就已超越英国、长期雄踞全球造船业第一的日本，以及1973年现代蔚山船厂投产后产量迅速追赶的韩国来说，日子也不好过。世界造船之危，也许正是中国造船之机。在思量以何种方式抓住世界造船中心东移的机会之时，中国船舶工业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浮出水面。
船舶工业讲求规模效应和产业集中度，要求政府必须加强统筹规划和宏观调控。中国造船业率先“出海”后，管理体制的弊端成为“拦路虎”。198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决定以六机部为改革试点——裁撤六机部，成立船舶总公司。
1981年8月8日，一心扑在国家海洋重点工程“勘探三号”半潜式钻井平台建造工程上的潘曾锡照常去交通部上海船厂上班，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当天下午3点钟去上海衡山宾馆参加会议，但会议的内容未曾向他透露。这位上海船厂副厂长带着一丝疑惑按时到会，主持会议的六机部副部长冯直揭开了谜底，他宣布：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上海船舶工业公司成立。
新成立的上海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原六机部、交通部以及上海市所属的一共28家船舶行业企事业单位划归其旗下。在递交给国务院关于成立上海公司的申请中，这样描述了成立上海公司的目的和意义：“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要求，特别是在当前我国造船工业致力打入国际市场、出口任务日益增多的情况下，需要一个能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具有高度敏感并能做出迅速灵活反应的管理体制。我们认为，船舶工业需要总结和吸取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积极而又稳妥地走联合和改革之路。”
上海公司的成立打开了中国船舶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口子。8个月后，1982年的4月1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筹备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原六机部138个直属单位和交通部15个直属单位，共153个直属企事业单位组成了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会议宣布了中船总的第一届领导班子的任命：潘曾锡和王荣生都进入了这个改革开放后中国船舶工业的第一届“创业天团”，和彭士禄一起任副总经理；冯直任总经理；柴树藩是第一任掌门，任董事长。
中船总成立的消息，轰动全国，大家称之为“三有”，即“报上有名,电台有声,银幕有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说：“这是新事物，这说明必须搞好，既适用于船舶工业，也可为其他工业取法。”
中船总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由政府部门改组为经济实体的试点，一个经济实体与政府部门本质区别是什么，柴树藩十分清楚。他在中船总成立大会上说：”成立总公司的目的，就是彻底改变无人负责的状态，实行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度，大大提高经济效益。改政府机关为经济组织，从当官改成当一名经济工作者，做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商人，是光荣的事业。“
冬天过了，就是春天。在这个10年，新思想与旧思想不断碰撞，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中国船舶工业“睁眼看世界”，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关键字：船舶 改革开放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