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一轮汽车下乡政策有望近期出台”的消息让诸多汽车厂商期待。与此同时，“深圳已有三套备选方案征收汽车排污费”的消息更是引来舆论高度关注。后经深圳市发改委10月16日证实，目前尚未就此展开研究，只是年内有计划研究制定按传统燃油车排气量征收排污费等事宜。

无独有偶，北京市交通委10月15日表示，将启动研究深入推进弹性工作制和错时上下班工作方案，评估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可行性　　就此，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从鼓励汽车下乡，拉动汽车消费，到京、深两地就各自交通状况治理展开政策研究，多策并举，无疑折射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中国式汽车社会的现状。

汽车下乡释放农村潜在市场

基础配套服务待跟进

受多地车市限购政策影响，国内车市的低迷状态已然波及到各大车企。也正因如此，一则目前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的“新一轮汽车下乡政策或在年内启动”的政策消息，让此前一直表现疲软的汽车类股票集体涨停。

据记者了解，首轮汽车下乡政策于2009年3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实施，在该项政策的刺激下，2009年微型车市场增长100万辆，2010年增长50万辆，中国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

然而，在相关刺激政策退出后的2011年，我国汽车市场销量增速下滑，同比仅增长2.5%，为13年来最低增速。因此，一些车企呼吁恢复汽车下乡政策，甚至呼吁可将刺激政策常态化，以适应中西部地区对微型汽车的需求。

“汽车下乡政策直接针对农村汽车消费市场，可以有效释放农村消费能力，带动车市整体增长。”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一线城市汽车拥有量接近饱和，而农村市场乃至二三线城市汽车保有量较低，刚性需求较大的情况下，开拓农村汽车市场很有必要。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也对本报记者直言，一旦政府施行新一轮汽车下乡刺激政策，无疑将对外释放政府对农村市场消费能力认可的积极信号，同时也有助于开拓农村潜在消费市场。

彭刚认为，仍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有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即城乡差别。在城市汽车市场相对饱和的当下，政府亟须启动农村潜在市场。“启动农村潜在消费市场与当前扩大内需要求相一致。”彭刚提醒，在实施汽车下乡政策的同时，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加油网点、油品质量、车辆维修以及安全保障等配套服务也应一并跟进，以配合政策发挥更好效果。

汽车排污费争议大

政策思路有待商榷

虽然深圳试水征收汽车排污费一事，后经证实尚在论证阶段，争论告一段落。但作为一项事关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坊间对此争议依然较大，尤其是对希望通过征收汽车排污费达到减少汽车污染、缓解交通拥堵状况的政策初衷心存疑问。

有法律界人士对征收汽车排污费的法律依据提出质疑，如汽车排污费的征收属法律及宪法保留事项；征收汽车排污费与国家减少行政收费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征收汽车排污费涉嫌重复征费等。

在贾新光看来，通过征收汽车排污费来减少拥堵是缺乏道理的；此外，即便是单纯想靠征收汽车排污费来减少污染，政策效果也值得商榷。

“无论设置怎样的征收方式和标准，是否就意味着缴纳了排污费就能够随便排放呢？显然是不行的。”贾新光认为，这不仅难以实现政策初衷，也极易让民众产生“缴纳了排污费，就可以随意使用和随意排放”的错误认识。

通过对比统计数据，贾新光向本报记者阐释了“减少污染，公交先行”的观点。他介绍，在当前大城市的大气环境污染中，有近70%的污染来源于汽车；在这70%中，又有高达80%的污染是由公交车造成的。因此，解决城市汽车排放污染，应该首先在公交车领域启用清洁燃料车型，同时加快老旧汽车和黄标车等污染排放较多的车型的淘汰速度。

在贾新光看来，随着技术革新，新型汽车的排放量已经得到了较好控制，老旧车辆的排放则远超新型汽车的排放量。所以，继续提升并严格排放标准也是当务之急。

“很显然，征收汽车排污费的政策思路的确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如果不考虑车辆实际行驶里程和使用频次，只是一刀切按照排量标准进行征收，难免遭到各方反对。”贾新光建议，可以参照发达国家通过加大征收燃油税抑制汽车使用频率，继而减少排放污染的政策措施，即可将征收燃油税环节改为加油机终端征收，让消费者直观体会“多用车，多缴费”。

单双号政策效果或难乐观

加大地铁路网密度是关键

北京市交通委10月15日发布“9月份交通拥堵状况工作报告”显示，北京市9月份交通拥堵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10.3%。为应对持续恶化的交通状况，报告同时提出，北京将启动2013年保障交通畅通措施的研究。重点研究深入推进弹性工作制和错时上下班工作方案，评估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可行性。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一旦这项措施评估得以通过，相比目前的尾号限行而言，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单双号限行将是更为严厉的政策措施。对于北京将启动单双号政策论证，贾新光对本报记者直言，即使北京市执行了单双号政策，对缓解交通拥堵取得的效果只能是短期的，也非治本之策。

“想要减少中心城区的拥堵现状，必须加快地铁建设，加大地铁路网密度，而非仅仅关注地铁通车里程。”贾新光说，便捷高效的地铁网络才是有效缓解城内交通拥堵的最有效手段及治本之策。类似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只有尽力将公交承担率达到比肩发达国家公共交通承担率60%—70%的水平，才能根本缓解城市交通的拥堵难题。

对此，彭刚也认为，综合缓解交通拥堵，不该只针对私家车采取限制措施，而是应该在公共交通、设施及政策上下力气，构建法律法规完善、执法规范以及科学合理规划的现代汽车社会。

“我国城市人口密度较大，人车混行作为影响交通秩序的最大问题亟待解决，这就需要通过规划设计尽量实现人车分行，提高通行效率和交通安全。”彭刚强调，随着汽车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驾车人承担的义务和驾车成本也会不断提高，但这必须基于法制完善和透明执法的前提，才能最终构建合格文明，具有中国特色的汽车社会。

（关键词：汽车 政策）